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他直言此书“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一论断如同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裂痕，揭示了罗贯中在塑造诸葛亮这一核心形象时，为了追求某种道德理想与审美高度，不得不牺牲历史逻辑，进而导致的形象“神化”现象。
在《三国演义》的叙事体系中，诸葛亮早已超越了普通政治家或军事家的范畴，演化为一种集智慧、法术与道德完美于一体的符号，书中借东风、草船借箭、空城计等情节，极尽铺陈之能事，将诸葛亮描绘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甚至能呼风唤雨的半仙之体，这种“多智而近妖”的写法，固然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塑造了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智者形象，却也掩盖了历史人物应有的血肉与局限，罗贯中为了贯彻“尊刘贬曹”的儒家正统观念，刻意拔高了诸葛亮的智慧层级，使其成为对抗天命的象征，这种过度神化，使得诸葛亮在读者眼中，不再是那个在巴山蜀水间殚精竭虑的蜀汉丞相，而更像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
若剥离掉这些神异的光环,回归到正史记载，我们会发现真实的诸葛亮是一位有着明确政治抱负和现实困境的实干家，他并非未卜先知的巫师，而是一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意志力维持国家运转的战略家，历史中的诸葛亮，更多展现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而非小说中那些呼风唤雨的奇谋，他面临的并非小说中那些轻松化解的危机，而是粮草不济、兵力悬殊、后主昏庸以及北方强敌压境的残酷现实，鲁迅的批评，实则是为了提醒读者：艺术可以虚构，可以夸张，但不能完全背离历史的肌理。
将诸葛亮“妖”化，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过度投射，读者与作者在潜意识里渴望一位完美的救世主，因此将所有的智慧与仁德汇聚于一人之身，但这种神化反而造成了一种认知的偏差，让后世在仰视诸葛亮时，往往忽略了他作为“人”的疲惫与脆弱，真正的伟大，不在于是否拥有呼风唤雨的法力，而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在于在绝望的困境中依然坚持理想的执着。
鲁迅对“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批评，不仅是对文学创作手法的剖析，更是对历史理性的呼唤，它提醒我们，在欣赏《三国演义》这一文学经典的同时，应保持一份清醒的辨析力，诸葛亮的魅力，不应源于那些虚无缥缈的妖术，而应源于他那份在乱世中坚守信念、至死方休的赤子之心，唯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透过“神化”的迷雾，真正触摸到历史与文学中那个真实而深沉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