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战国末期韩国公子，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以“法、术 、势”三者融会贯通的体系 ，将法家学说推向极致，其著作《韩非子》中 ，“不期修古 ，不法常可”的历史观，“好利恶害 ”的人性论 ，以及“抱法处势则治 ”的治国方略 ，为乱世中的君主提供了统一天下的理论利器，这位以冷峻理性剖析人性与权力的思想家 ，最终却死于同门李斯的谗言 ，落得个“为法所困”的结局,其命运本身便是对法家思想最深刻的反讽。
韩非的思想，是对早期法家的整合与超越 ，他批判商鞅“徒法而无术 ” ，指出仅靠严刑峻法而无驾驭臣下的权术，君主易被权臣架空；又驳斥申不害“有术而无法 ”，认为单纯权术缺乏制度保障 ，会导致法令混乱；更不满慎到“徒势而无法” ，强调无法律约束的威势终将走向暴虐，在他看来 ，法（成文法典） 、术（君主权术）、势（绝对权威）三者缺一不可：“法者 ，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 ，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操杀生之柄 ，课群臣之能者也；势者，胜众之资也。 ”这种体系化的构建 ，使法家从“富国强兵 ”的技术层面 ，升华为一套完整的治国哲学，连秦王政读后亦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 ，死不恨矣”的感叹 。
正是这样一位将人性与权力剖析得入木三分的思想家 ，最终却未能逃脱人性的陷阱，韩非使秦时 ，李斯自感才智不及 ，恐失宠于秦王，遂进谗言：“韩非 ，韩之诸公子也 ，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 ，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 ，此自遗患也 ，不如以过法诛之 。 ”秦王政多疑而急切，竟信其言，将韩非下狱 ，李斯为绝后患 ，更遣人送毒药逼其自杀，韩非临死前 ，想必已看清：他一生倡导“刑过不避大臣 ，赏善不遗匹夫 ”，却终因“大臣”的谗言而死于非命；他强调“明主之国 ，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 ，却未能让秦王成为“明主 ”——秦王虽有“势” ，却无“术”辨忠奸，更因“法 ”被权术扭曲,成了构陷贤良的工具。
更讽刺的是 ，韩非的死 ，恰暴露了法家思想在专制体制下的内在矛盾，他主张“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 ” ，却未料到“势”若落入昏君或奸佞之手 ，便会成为杀人的利器；他提出“术者，因任而授官 ，循名而责实 ” ，却忘了“术 ”的本质是君主私藏的权谋，一旦缺乏道德约束 ，必然沦为党同伐异 、铲除异己的手段 ，秦朝统一后，李斯推行韩非之“法” ，却变本加厉焚书坑儒 ，终致“二世而亡 ”，恰从反面印证了韩非思想中“无仁义 ”的致命缺陷——而韩非自身的悲剧,则是这一缺陷的预演 。
韩非之死 ，是个人命运的悲剧 ，更是思想的悲剧，他以冷峻目光洞察人性，却未能为自己设计一套规避人性之恶的生存法则；他为君主构建了权力的牢笼 ，却最终困于其中 ，正如《韩非子·显学》所言：“世之显学，儒墨也 ，儒之所至 ，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孔孟周游列国虽不得志 ，却赢得“圣人 ”之名；韩非以死明志 ，却只留下“为法所困 ”的叹息，这或许正是历史的吊诡：最深刻的思想 ，往往最先被时代的尘埃所掩埋；而最彻底的理性,终将败给最原始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