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於期其人，见于《史记·刺客列传》，本是秦将 ，因事得罪秦王政 ，亡命燕国，为燕太子丹所匿 ，荆轲谋刺秦王 ，需得樊於期头颅为信物，太子丹不忍言 ，樊於期闻之 ，自刎而献其首，后世论者 ，或赞其忠义 ，或斥其叛国，评判之维 ，常陷于二元对立 ，然细究其行，当置于战国乱世之背景,方得其中三昧。
樊於期之“叛”，非一时意气 ，实为生存之绝境 ，秦法严苛，功臣名将亦难保全 ，樊於期得罪秦王 ，其结局不言而喻——或车裂，或族诛 ，亡命燕国已是仅存生机 ，此非对秦之不忠，而是对暴政之反抗 ，战国之际 ，周室衰微，诸侯逐鹿 ，“忠 ”之内涵早已超越“事一君 ”之狭隘 ，转而指向“行道义”之 broader 诉求，樊於期在秦，不过为秦王鹰犬 ，助其完成兼并杀伐；而在燕 ，太子丹以礼相待，视其为上宾 ，其所得者 ，非仅容身之所，更是人之尊严 ，此等知遇之恩 ，在“士为知己者死 ”的时代,足以催生舍生取义之决绝 。
其自刎献头，更非轻生 ，而是以生命践行“义 ”之最高准则 ，荆轲见樊於期，陈刺秦之计 ，直言“父母宗族戮没于秦” ，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 ”其言辞之间，既有对秦王刻骨之恨 ，更有对太子丹托付之重 ，此时的“忠 ”，已非对某一政权之愚忠 ，而是对“抗暴复仇”这一共同道义的坚守 ，头颅虽为身外之物，然在刺秦大业中 ，却是打开秦宫之门的钥匙 ，是换取燕国暂安之筹码，樊於期以己之死 ，成他人之事 ，亦成天下抗暴之始，其义举早已超越个人恩怨,升华为对强权反抗的象征 。
后世多以“叛将 ”贬之 ，殊不知在战国“有土之君 ”的时代 ，效忠对象本就流动，吴起、乐毅、范雎，皆曾叛国而事新主 ，未闻有苛责其“不忠”者 ，樊於期之异，在于其以生命为代价 ，将“叛 ”推向极致 ，亦将“义 ”推向巅峰，他的牺牲 ，为荆轲赢得了接近秦王的契机 ，虽刺秦未果，却让“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流传千古 ，更让后世看到 ，在专制暴政下,个体尊严与道义选择所能达到的高度。
评判樊於期，当剥离“忠君”之封建桎梏 ，回归人性与道义之本真 ，他既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更是乱世中以生命践行“义 ”的勇者，其自刎献头之举 ，非愚忠 ，非轻生，而是对强权的反抗 ，对知己的回报 ，对道义的坚守——这，或许正是历史长河中 ，一个“叛将 ”所能书写的最深刻的忠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