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开篇的郑庄公与太叔段之争，常被解读为一场权力斗争的序幕 ，但若细究其间细节 ，这场兄弟阋墙的悲剧，实则是一场被“宠溺”与“纵容 ”层层堆砌的必然结局 ，郑庄公的“克己 ”与太叔段的“僭越” ，看似对立，实则互为因果,共同谱写了春秋时期最令人扼腕的兄弟对决。
郑武公的“一碗水端不平 ”，早已为这场悲剧埋下伏笔 ，武公娶申侯女为武姜 ，生庄公寤生，惊姜氏 ，故恶之 ，次子段出生后，“爱之 ” ，甚至多次请求改立段为太子 ，这种带有明显偏袒的“爱”，并非单纯的母爱 ，而是对长幼秩序的公然挑战 ，在宗法制度下，嫡长子继承制是维系国家稳定的基石 ，而武姜的偏爱 ，无疑是在基石上凿开了一道裂缝，郑庄公作为被“恶”的一方，自幼便在母亲的冷落与父亲的默许中长大 ，这种压抑的童年经历 ，塑造了他隐忍深沉 、工于心计的性格——他深知母亲的软肋与弟弟的野心，却选择以“纵容 ”为饵,静待时机 。
太叔段的成长轨迹 ，则是一部被“宠溺 ”喂大的野心膨胀史 ，在武姜的刻意栽培下，段“请京 ，使居之” ，庄公“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今京不度 ，非制也，君将不堪 。’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 ”对话中 ，庄公以“姜氏欲之 ，焉辟害 ”为借口，看似无奈 ，实则是将责任推给母亲 ，放任段僭越礼制，段得寸进尺 ，“又廪延以为邑” ，直至“将袭郑 ”，而武姜则为内应 ，此时的庄公 ，早已洞若观火，却始终未加制止 ，反而以“多行不义必自毙 ，子姑待之 ”的冷眼旁观,任由弟弟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场“纵容”的背后，是郑庄公对权力的绝对掌控欲，他并非不能早除段 ，而是不愿在时机未到时落下“不悌 ”的骂名 ，他要让段与武姜的野心彻底暴露，让天下人看到“多行不义 ”的后果 ，从而为自己铲除异己提供最正当的理由 ，当段与武姜约定日期“克期袭郑”时，庄公才“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 ” ，一举平定叛乱 ，这雷霆手段，与他前期的“纵容 ”形成鲜明对比,暴露了他深藏不露的政治权谋 。
太叔段的悲剧 ，在于他将母亲的“宠溺”当成了无所不能的资本 ，将哥哥的“容忍”视作了软弱可欺，最终在权力的诱惑下迷失自我 ，落得个“出奔共 ”的下场 ，而郑庄公的胜利，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道德审判 ”，他以“孝”为名行权术之实 ，将母亲的偏爱与弟弟的野心一并碾碎 ，巩固了自己的君权，这场兄弟对决 ，没有真正的赢家 ，只有被“宠溺 ”扭曲的亲情，与被“纵容 ”放大的野心 ，共同酿成的历史悲歌 ，它警示后人：无原则的溺爱与不加节制的纵容，终将导向毁灭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皆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