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辩，堪称先秦名家最富争议的逻辑实验 ，这位战国末年的赵国辩者 ，以一句“白马非马 ”搅动天下，既令守关将士语塞 ，更让后世两千余年争论不休 ，然细究其辩，所谓“诡辩 ”之斥,实为时代语境与思维方式的错位。
《公孙龙子·白马论》中，公孙龙的逻辑链条堪称精密：“马者 ，所以命形也；白者 ，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 ，故曰白马非马 。”他拆解“马 ”与“白马 ”的概念：若求“马” ，则黄、黑马皆可应；若求“白马”，则黄 、黑马皆不可应 ，可见“马 ”之概念仅指“形 ” ，而“白马”则兼有“形 ”与“色 ”，二者外延与内涵皆不同 ，故“白马非马” ，此论证在逻辑学上实为“概念区分 ”的典范——正如“动物 ”与“白色动物”非同一概念,其严谨性不亚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属种划分 。
然为何名家逻辑被斥为“诡辩 ”？根源在于战国诸子的“实用理性 ”底色，儒家讲“正名” ，旨在“君君 、臣臣、父父 、子子 ” ，通过名实相符维护社会秩序；墨家倡“以名举实 ”，强调“言有三表”，以实用为检验言论的标准；道家则批判“名家苛察缴绕” ，认为其“析辞以为巧 ” ，背离了“大道 ”，当公孙龙将“白马”与“马 ”强行割裂时 ，在诸子眼中 ，这不仅是逻辑游戏，更是对“名实一体 ”常识的颠覆——若“白马非马”成立 ，则“礼义 ”可任意解构 ，“君臣 ”可随意更易,这岂是动荡时代所需？
更有甚者，公孙龙本人将逻辑推向极致 ，竟至“饰人之心 ，易人之意”，如“离坚白 ”之辩：视之不见“坚 ” ，触之不见“白” ，故“坚 ”与“白 ”分离，这种“离析万物”的思路，与儒家“统类” 、墨家“同异交得 ”的思维背道而驰 ，荀子斥其“山渊平 ，情欲寡，刍豢不加甘 ，大钟不加乐 ”为“三惑” ，正是批判其脱离经验常识，将逻辑变成“无类 ”的诡辩。
实则名家并非“诡辩 ” ，而是中国逻辑学的拓荒者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本质是对“普遍概念 ”与“特殊概念 ”的辨析，其深度远超同期希腊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只是当实用理性成为主流 ，这种纯逻辑思辨自然被视为“无用之辩 ”，司马迁称“名家苛察缴绕 ，使人不得反其意 ” ，既道出其辩术的精妙,也暗示了其与时代的隔阂 。
今日重审“白马非马”，当知其非诡辩，而是先秦诸子对“名 ”之本质的深刻叩问 ，名家被斥 ，非逻辑之过，乃时代之限——当社会亟需“经世致用 ”时 ，纯粹思辨注定被视为“异端” ，然正是这“异端”，为中国哲学埋下了逻辑的火种,至今仍闪耀着理性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