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末年的吴国政治舞台上 ，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闾）以一场精心策划的权力游戏 ，将专诸与要离这两位“侠客”推向了历史的祭坛，他们的“忠勇 ”被消费 ，他们的生命被工具化 ，最终成为权力更迭的悲情注脚 。
专诸的刺杀，是阖闾夺取王位的“开篇之作 ” ，他以鱼藏剑的决绝 ，在宴席上刺杀吴王僚，为公子光扫清了最大障碍，专诸的“侠义”并非出于对吴国的忠诚 ，而是对伍子胥的承诺与公子光的“礼遇 ”的报答 ，阖闾深谙此道：用高官厚禄 、礼贤下士的姿态包装自己，将专诸的勇武转化为政治资本 ，专诸的死亡 ，被阖闾包装为“忠义 ”的典范，但其本质不过是权力斗争中的一枚棋子 ，他的悲剧在于 ，误将政治投机家的“知遇之恩”视为值得以生命回报的道义 。
如果说专诸的牺牲是“必要之恶 ”，那么要离的断臂杀妻 ，则是阖闾权力欲的极致扭曲 ，为了彻底铲除庆忌这一心腹大患，阖闾选中了以“狠辣 ”著称的要离 ，他导演了一出“苦肉计”：让要离自断右臂 、杀妻取信 ，以“叛徒”身份接近庆忌，要离以短矛刺伤庆忌，却在庆忌的“真君子 ”评价中自尽 ，要离的“壮举 ” ，看似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极致，实则是阖闾对人性的极致践踏 ，他需要的不是侠客 ，而是可以任意塑造的“工具 ”——要离的痛苦、尊严与道德底线，在权力机器面前一文不值。
专诸与要离的结局 ，揭示了“侠客 ”在权力结构中的宿命：他们的“义”被收买 ，“勇 ”被利用，“命 ”被献祭 ，阖闾用他们的鲜血铺就了王座 ，却在史书中留下“礼贤下士”的美名，这种消费与背叛 ，不仅是两位侠客的个人悲剧 ，更是春秋时期“侠文化 ”被政治异化的缩影，当“侠义 ”沦为权力的附庸，当生命成为政治的筹码 ，所谓的“悲情”便只剩下被消费后的苍凉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