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尝君田文养士三千,鸡鸣狗盗之徒与贤达名士并存，其一生行事在历史长河中始终裹挟着争议：究竟是礼贤下士的豪杰 ，还是精于算计的投机政客？剥离两千年的标签 ，其行为的底色实为战国时代贵族政治的生存智慧，亦是人性的复杂映照。
孟尝君养士,绝非单纯的“好客”之名 ，其父田婴有子四十余人 ，田文以“代立”之问说服父亲，可见其早具政治敏锐性 ，他广纳门客 ，不问出身，甚至收留“狗盗 ”之徒、“鸡鸣 ”之辈 ，看似降低标准 ，实则是构建一张无孔不入的政治网络，战国之际 ，人才流动如水 ，贵族的存续已非仅靠血缘，更需“士”的辅佐，孟尝君深谙此道：三千门客既是他的智库 ，也是他的武装 ，更是他向各国君主展示实力的“名片 ”，当秦昭王囚禁他时 ，正是“狗盗 ”者夜入秦宫盗狐裘 ，“鸡鸣”者诈开函谷关门，助其脱险——这看似不光彩的手段 ，恰恰是他在权力场中生存的“反脆弱 ”能力 ，若以“豪杰 ”的纯粹性苛责，则不免脱离时代语境；若斥其为“投机” ，又忽视了养士背后对人才的真正尊重。
冯谖客孟尝君的故事,更揭示了其政治智慧的长远性 ，冯谖最初“无好无能 ”，却因孟尝君的包容而得以施展 ，他“焚券市义 ”为孟尝君收买民心 ，“狡兔三窟”为其铺就退路——当孟尝君被齐王罢相，正是薛地的百姓“迎君道中 ”，使其重掌相位；后又借秦、燕之力 ，迫使齐王重新尊宠 ，这种“投资未来 ”的眼光，远非投机政客的短视可为 ，孟尝君对门客的“善待” ，本质是构建利益共同体：门客以忠诚回报其知遇之恩，他以门客的才能巩固权势 ，这种互惠关系 ，在战国乱世中，恰是贵族维持地位的理性选择 。
孟尝君的“豪杰”之名 ，亦有其局限性 ，他身为齐公子，却先后为齐 、魏 、秦三国为相 ，甚至联合秦、燕伐齐 ，置国家利益于个人权位之下，这无疑暴露了贵族政治的私属性，司马迁称其“好客自喜 ” ，一个“喜 ”字 ，道出其养客既有政治需求，亦有人性的虚荣 ，当三千门客成为他炫耀的资本 ，当“鸡鸣狗盗”成为其“不拘一格 ”的注脚，其行为便在豪杰与投机间游走难定 。
归根结底,孟尝君是战国贵族政治的集大成者 ，亦是转型时代的过渡人物 ，他既践行了“士为知己者死 ”的古老信条，又以实用主义重构了君臣关系的内涵 ，我们不必以“豪杰”的圣人之情苛责其政治算计 ，也不能以“投机 ”的市侩之见抹杀其对人才的尊重，他的故事 ，恰如一面镜子 ，照见了权力场中人性的复杂，也映出了那个“礼崩乐坏 ”的时代，个体如何在夹缝中生存与突围。